戴维・奇普菲尔德爵士与西蒙・克雷兹建筑思潮

百年以前，这些街道仿如无人之境，放眼整个边缘区域，只有废弃的工业建筑和破旧的铁路拱门。如今，那个都市废墟已变得非常商品化。从前在砖块上的涂鸦，现已成为伦敦蓬勃房地产市场的一道背景，新旧相融。

伦敦的城市发展正向东蔓延，包围肖迪奇区，而急速发展的数码经济也同时进占该区，最先发现此处潜力的设计师、艺术家及建筑师，他们原本居住的阁楼及仓库现也一一易手。如斯遽变，加上作为创意与破坏性经济以及全球资本市场之间的交界，这处总是予人特殊的震撼感，日新月异。而在此区中央却存在一处空地，位置甚具投资潜力，这里原为主教门货场区（Bishopsgate Goodsyard），前身是铁路货场，现已日久失修。

克雷兹与奇普菲尔德在街上穿梭，全因他们选定了这个城市结构的破裂点作合作研究。大多数建筑师或会选择兴建大楼，以有形的方式实现并展示所想。然而，克雷兹与奇普菲尔德却选择了更加理性、政治性，甚或影响更加深远的课题。这又称之为“慢建筑”（slow architecture）。他们选择在理论层面探索真正城市，就这片土地提出可行建议，以及相关过程、立法和资本的转变。

克雷兹说：“建筑是个缓慢的过程，一座大楼从开始到完工可能需时七至八年。我们只有数个月，所以需要思索如何充分利用这段时间。我们因此考虑城市运作方式以及城市的复杂性，也就是叉子放进意大利面条中的一刻，着重结果而非建筑过程。”

在某程度上，二人的项目旨在比较英国和瑞士之间的规划，这听起来非常专业及技术化，其实不然。奇普菲尔德表示：“我们想探讨城市规划，并了解其文化或经济习层面。我们想了解这些知识可否转移。瑞士一直处于整个模式的一端，非常严谨，设有庞大的公共部门，城市规划是个受人尊重的行业。而在伦敦，一切皆由私营市场推动，规划往往是被动的。两种制度有否带来优秀建筑？什么促使伦敦成为‘炙手可热’的城市？”

尽管二人的经历迥然不同，但通过比较两个制度，这意味着克雷兹与奇普菲尔德地位平等。无疑，星级导师和门生之间身分悬殊，但这却为指导带来正面影响，他们是各自文化的建筑代表，互相向对方学习。

年轻瑞士建筑师克雷兹生于弗里堡，及后就读于著名的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（ETH，他正在校任教），现经营两所建筑师事务所，其中一个以规划为基础。奇普菲尔德在日常工作中亦不时遇上规划问题，他会以建筑师的身分，试图改变世界各地的城市。二人的观点互相配合，让制度运作得以进步。

克雷兹指：“我们以主教门为例，探索可否将瑞士制度应用于伦敦之中，若然实行，又如何符合这里的标准？经济上是否可行？我们并非说瑞士做得更好，而是当中有何借鉴之处？”

奇普菲尔德和克雷兹也特别强调，尽管这个项目看似围绕专业技术，但在本质上，居民与社区才是重点。克雷兹说：“规划和实行过程互相交错，对城市的自然及社会形态产生深远影响，亦会改变我们对生活和环境的看法。规划是一座城市的关键。事实上，没有规划也可以是规划形式的一种。”

这项合作的开始正值英国决定脱离欧盟之时，人民明显希望不受权力所限，继而导致在布鲁塞尔的谈判出现裂缝。两位建筑师在2016年秋天初次见面，他们的对话便是围绕此重大议题，并一同思索如何让公民更加积极参与城市快速变化的过程。

过程中，两位建筑师建立了联系，讨论双方国家如何能够做得更好。究竟奇普菲尔德对自己的导师角色有何感觉？“如何作出指导？这并非一般师生关系，而是有所分别，根据我的经验，最佳关系总是建立在相互讨论的基础上：我们可找到什么共同领域？

在某些方面，表演性质更加容易达到这个目标。诸如音乐或舞蹈，当中存在共同的表演元素。这又如电影制作，二人各自到访对方的片场。”

克雷兹对此表示同意，并谈到他如何与ETH的学生关注这个项目，从而把不同问题与想法带到“瑞士学生的世界之中，在导师与门生以外发展演进”。

他对讨论结果充满热情。“这种比较让我对［瑞士］制度有了全新认识，使我们能够将两种文化融为一体，也让我明白到规划的本质。”

奇普菲尔德阐释：“我们正在比较两个极端。瑞士也许拥有最具保护的规划制度，而英国则恰好相反。在英国，建筑物被视为产品。在瑞士，建筑物则是城市的一部分。”

克雷兹补充：“另一方面，苏黎世并没有真正的动力去完成大事。一切都要经过争论及讨论，大型与偏锋的项目总是无法建成。”

奇普菲尔德总结：“辩论本身在于建筑对城市的贡献。市民认为城市发展自然而生，他们在过程中并无发言权。”

这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。在不断变更的城市环境中，如何赋予居民更大权力？他们在复杂规划中有多大的参与程度？如何才能避免市民感到不满及被受忽视？这是欧洲目前政局动荡的一大议题。在某程度上，这是一场争取公平的斗争，城市就是公地。

奇普菲尔德指出：“规划让大众看到未来社会的模样。”克雷兹则提醒：“很多城市的实际规划过程远非完美，引来不少挫折与对抗。”

克雷兹是否认为合作达至预期？他兴奋地说：“这已产生巨大的影响。这是关于建筑的思潮，而非只是建筑本身。我们也得出了结论。规划十分重要，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响。规划必须将发展潜力与共同愿景联系起来，方可符合公众利益。”

他的结论是，“公众参与被低估，但却对城市未来、可靠性及政局极为重要”。

这位英国建筑师亦从伦敦与苏黎世的比较中受益，而且结果有点出人意表。瑞士的进程看似繁琐、官僚但却十分民主，而且显然更加有效与快速。不少人赞赏伦敦的有利环境、眩目大楼及众多起重机，但他们研究的主教门货场区，至今仍然陷入胶着状态，至于所选的苏黎世地点（同样位于市内主要火车站旁边的地方）则逐步实现目标。奇普菲尔德认为此例子可使其家乡城市的制度更具公信力及城市化。“现在我们可以通过此研究解释规划者在制度中拥有更大权力，做法绝对可行。

“建筑师渐被边缘化。我们已成为整个制度的同谋，又如讽刺漫画中的一角。所谓‘星级建筑师’，不过是这个行业的一种象征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意识到自己对建筑物的兴趣逐步减少，反之对城市本身以及我们的设计方式更感兴趣。”

奇普菲尔德与其门生现正计划合力撰写有关研究结果的书籍。以此方式为忙碌而丰盛的指导年画上圆满句点，实是合适不过。

埃德温・希思科特是英国《金融时报》的建筑批评家。正职为建筑师，共出版十数本著作，亦是在线设计写作档案库readingdesign.org的编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