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衛.齊柏菲爵士與西蒙.奇斯建築思潮

發布日期: 2018年clock閱讀需時: 2m50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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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衛.齊柏菲爵士(Sir David Chipperfield)與他的瑞士門生西蒙.奇斯(Simon Kretz)並未有在指導年間合作設計大樓,而是決定探討規劃方式如何塑造城市,以及傳達市民的期望。

撰文: 愛德溫.希茨科特(Edwin Heathcote) 2018年1月
  • 大衛・齊柏菲爵士(Sir David Chipperfield)
    導師
  • 西蒙.奇斯(Simon Kretz)
    門生

大衛.齊柏菲爵士與西蒙.奇斯正在倫敦肖迪奇區(Shoreditch)的街道上漫步。途人停下腳步,看著攝影機前身穿西裝但沒有結上領帶的二人聊天,而部分人似乎認出了較年長的一位。大衛.齊柏菲爵士雖非本地人,但作為英國偉大的建築師,其設計作品遍布墨西哥城、聖路易斯、韋克菲爾德以至東京,享譽國際。在他身旁的西蒙.奇斯稍為瘦削年輕,不僅是一位都市規劃專家及教師,現在更成為「肖迪奇觀察者」(Shoreditch flâneur)。

百年以前,這些街道仿如無人之境,放眼整個邊緣區域,只有廢棄的工業建築和破舊的鐵路拱門。如今,那個都市廢墟已變得非常商品化。從前在磚塊上的塗鴉,現已成為倫敦蓬勃房地產市場的一道背景,新舊相融。

倫敦的城市發展正向東蔓延,包圍肖迪奇區,而急速發展的數碼經濟也同時進佔該區,最先發現此處潛力的設計師、藝術家及建築師,他們原本居住的閣樓及倉庫現也一一易手。如斯遽變,加上作為創意與破壞性經濟以及全球資本市場之間的交界,這處總是予人特殊的震撼感,日新月異。而在此區中央卻存在一處空地,位置甚具投資潛力,這裡原為主教門貨場區(Bishopsgate Goodsyard),前身是鐵路貨場,現已日久失修。

奇斯與齊柏菲在街上穿梭,全因他們選定了這個城市結構的破裂點作合作研究。大多數建築師或會選擇興建大樓,以有形的方式實現並展示所想。然而,奇斯與齊柏菲卻選擇了更加理性、政治性,甚或影響更加深遠的課題。這又稱之為「慢建築」(slow architecture)。他們選擇在理論層面探索真正城市,就這片土地提出可行建議,以及相關過程、立法和資本的轉變。

奇斯說:「建築是個緩慢的過程,一座大樓從開始到完工可能需時七至八年。我們只有數個月,所以需要思索如何充分利用這段時間。我們因此考慮城市運作方式以及城市的複雜性,也就是叉子放進意粉中的一刻,著重結果而非建築過程。」

在某程度上,二人的項目旨在比較英國和瑞士之間的規劃,這聽起來非常專業及技術化,其實不然。齊柏菲表示:「我們想探討都市規劃,並了解其文化或經濟習層面。我們想了解這些知識可否轉移。瑞士一直處於整個模式的一端,非常嚴謹,設有龐大的公共部門,都市規劃是個受人尊重的行業。而在倫敦,一切皆由私營市場推動,規劃往往是被動的。兩種制度有否帶來優秀建築?甚麼促使倫敦成為『炙手可熱』的城市?」

儘管二人的經歷迥然不同,但通過比較兩個制度,這意味著奇斯與齊柏菲地位平等。無疑,星級導師和門生之間身分懸殊,但這卻為指導帶來正面影響,他們是各自文化的建築代表,互相向對方學習。

年輕瑞士建築師奇斯生於弗里堡,及後就讀於著名的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(ETH,他正在校任教),現經營兩所建築師事務所,其中一個以規劃為基礎。齊柏菲在日常工作中亦不時遇上規劃問題,他會以建築師的身分,試圖改變世界各地的城市。二人的觀點互相配合,讓制度運作得以進步。

我們想探討都市規劃,並了解其文化或經濟層面。

奇斯指:「我們以主教門為例,探索可否將瑞士制度應用於倫敦之中,若然實行,又如何符合這裡的標準?經濟上是否可行?我們並非說瑞士做得更好,而是當中有何借鑑之處?」

齊柏菲和奇斯也特別強調,儘管這個項目看似圍繞專業技術,但在本質上,人與社區才是重點。奇斯說:「規劃和實行過程互相交錯,對城市的自然及社會形態產生深遠影響,亦會改變我們對生活和環境的看法。規劃是一座城市的關鍵。事實上,沒有規劃也可以是規劃形式的一種。」

這項合作的開始正值英國決定脫離歐盟之時,人民明顯希望不受權力所限,繼而導致在布魯塞爾的談判出現裂縫。兩位建築師在2016年秋天初次見面,他們的對話便是圍繞此重大議題,並一同思索如何讓公民更加積極參與城市快速變化的過程。

過程中,兩位建築師建立了聯繫,討論雙方國家如何能夠做得更好。究竟齊柏菲對自己的導師角色有何感覺?「如何作出指導?這並非一般師生關係,而是有所分別,根據我的經驗,最佳關係總是建立在相互討論的基礎上:我們可找到甚麼共同領域?

在某些方面,表演性質更加容易達到這個目標。諸如音樂或舞蹈,當中存在共同的表演元素。這又如電影製作,二人各自到訪對方的片場。」

奇斯對此表示同意,並談到他如何與ETH的學生追踪這個項目,從而把不同問題與想法帶到「瑞士學生的世界之中,在導師與門生以外發展演進」。

他對討論結果充滿熱情。「這種比較讓我對[瑞士]制度有了全新認識,使我們能夠將兩種文化融為一體,也讓我明白到規劃的本質。」

齊柏菲闡釋:「我們正在比較兩個極端。瑞士也許擁有最具保護的規劃制度,而英國則恰好相反。在英國,建築物被視為產品。在瑞士,建築物則是城市的一部分。」

奇斯補充:「另一方面,蘇黎世並沒有真正的動力去完成大事。一切都要經過爭論及討論,大型與偏鋒的項目總是無法建成。」

齊柏菲總結:「辯論本身在於建築對城市的貢獻。市民認為城市發展自然而生,他們在過程中並無發言權。」

這正是問題的癥結所在。在不斷變更的城市環境中,如何賦予居民更大權力?他們在複雜規劃中有多大的參與程度?如何才能避免市民感到不滿及被受忽視?這是歐洲目前政局動蕩的一大議題。在某程度上,這是一場爭取公平的鬥爭,城市就是公地。

公眾參與被低估,但卻對城市未來極為重要。

齊柏菲指出:「規劃讓大眾看到未來社會的模樣。」奇斯則提醒:「很多城市的實際規劃過程遠非完美,引來不少挫折與對抗。」

奇斯是否認為合作達至預期?他興奮地說:「這已產生巨大的影響。這是關於建築的思潮,而非只是建築本身。我們也得出了結論。規劃十分重要,對我們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影響。規劃必須將發展潛力與共同願景聯繫起來,方可符合公眾利益。」

他的結論是,「公眾參與被低估,但卻對城市未來、可靠性及政局極為重要」。

這位英國建築師亦從倫敦與蘇黎世的比較中受益,而且結果有點出人意表。瑞士的進程看似繁瑣、官僚但卻十分民主,而且顯然更加有效與快速。不少人讚賞倫敦的有利環境、眩目大樓及眾多起重機,但他們研究的主教門貨場區,至今仍然陷入膠著狀態,至於所選的蘇黎世地點(同樣位於市內主要火車站旁邊的地方)則逐步實現目標。齊柏菲認為此例子可使其家鄉城市的制度更具公信力及都市化。「現在我們可以通過此研究解釋規劃者在制度中擁有更大權力,做法絕對可行。

「建築師漸被邊緣化。我們已成為整個制度的同謀,又如諷刺漫畫中的一角。所謂『星級建築師』,不過是這個行業的一種象徵。隨著年齡的增長,我意識到自己對建築物的興趣逐步減少,反之對城市本身以及我們的設計方式更感興趣。」

齊柏菲與其門生現正計劃合力撰寫有關研究結果的書籍。以此方式為忙碌而豐盛的指導年畫上圓滿句點,實是合適不過。

愛德溫.希茨科特是英國《金融時報》的建築評論家。正職為建築師,共出版十數本著作,亦是網上設計寫作檔案庫readingdesign.org的編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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