米亚・科托与胡利安・福克斯殖民心灵

发布日期: 2018年icon-clock阅读需时: 2m50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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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亚・科托(Mia Couto)与门生胡利安・福克斯(Julián Fuks)的密切关系,源于彼此明暸流亡生活的感受,福克斯希望有人助他一臂之力,由家族历史通向创作世界。

撰文: 玛雅・雅基(Maya Jaggi) 2018年1月
  • 米亚・科托(Mia Couto)
    导师
  • 胡利安・福克斯(Julián Fuks)
    门生

米亚・科托与其门生胡利安・福克斯走进莫桑比克一个18世纪葡萄牙要塞遗址,随处可见棕榈树和生锈大炮,尽管天气酷热,但二人依然交谈甚欢。市内的高楼大厦俯瞰着这个位于马普托湾的砂岩要塞及其红色城垛。科托指向一个殖民时代的骑马将军雕像,以及描绘1895年莫桑比克皇帝刚古雅纳(Ngungunyane)被捕的青铜浮雕,科托撰写的小说三部曲正是以此段历史为背景。

这位失势领袖在流放期间离世,科托遂向福克斯展示他的雕刻墓碑。事实上,其遗体在约80年后才被运返回国。然而,这位在世人眼中的抗敌英雄,其实本身也是祖鲁入侵者。科托解释:“葡萄牙人声称取得军事胜利,实是子虚乌有,因为刚古雅纳的帝国早已名存实亡。独立后的莫桑比克为求找寻国家英雄,刻意隐瞒了他曾是暴君的事实。两国同时为他编织谎言。而我感兴趣的是,历史是如何从谎言中建立起来,又如何推翻其他故事。”

一年前,莫桑比克作家科托在居住地马普托与福克斯初次见面,他形容福克斯个性“害羞、内向、严肃,并非如‘典型’巴西人般外向。我们对全球政治与社会忧患与共。胡利安觉得自己受其风格所束缚。他想跨越边界,开启大门,展开冒险”。这位年轻的作家希望仿效科托的散文诗,并透过更广义的历史塑造角色。福克斯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取材于家族历史,他希望“进一步创造故事和人物,稍稍脱离现实”。

莫桑比克于1975年才正式独立,而巴西则在19世纪初中断殖民统治。科托说:“我们曾为同一国家的殖民,所以我们迫切需要以同一语言──葡萄牙语来抒发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断裂。”

共同的语言使这次指导更见突破,二人成为劳力士创艺计划首个配对的葡语作家组合。然而,他们的写作语言却不如英语般占优。福克斯注意到“这个系统的任性一面:倘若一名巴西作家从未使用英语或法语出版书籍,那么他的作品也不大可能在阿根廷出版译本。彷佛必须经过英语和欧洲语言的洗礼,邻国读者才会有意阅读”。但科托认为,“抱持一段距离未尚不是件好事,这使我们与别不同的作品免受全球化冲击”。

二人均非来自欧洲,这使他们在边缘写作的感觉倍加强烈,几乎没有直接交流的经验。正如福克斯所观察,“我们身处前殖民地,将葡萄牙视为故有的中央,也是每通往世界的必经之处”。指导年却冲破了这些障碍,使他们能够在葡语世界各处相会,而他们正在创作的小说,便是以亚速尔群岛、南美洲圣保罗及非洲南部作背景。

科托撰写超过30本书籍,翻译成20种语言,作品包括20世纪非洲重要小说之一的《梦游地》(Terra Sonâmbula,1992年),故事讲述莫桑比克于1977至1992年内战期间的创伤,以及《母狮的自白》(A Confissão da Leoa,2012年)。

他曾赢得卡蒙斯(Camões)及纽斯达(Neustadt)文学奖,并入围2015年布克国际奖(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)。福克斯亦是记者兼评论家,出版五本书籍,其中包括《抵抗》(The Resistance,2015年),他凭此书于2016年赢得雅布提(Jabuti Prize)最佳小说奖,并于2017年摘下萨拉马戈(Saramago)奖。

指导开始之际,科托正完成其三部曲的第二卷The Sands of the Emperor,福克斯则着手撰写其第四部小说《占领》(The Occupation)。他们在亚速尔群岛度过三个星期,科托于当地进行研究,了解于1906年在大西洋岛屿离世的刚古雅纳。福克斯说:“我以为自己会听到米亚与别人交谈,但其书中的一切声音均发自内在,由他创造。很高兴看到他如何将历史事实融入文学之中。”对科托来说,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限并不明确:“我不是在寻找事实。莫桑比克的过去不尽相同;一切也是构建而成,不能单凭片面之词。”

其书中的一切声音均发自内在,由他创造。很高兴看到他如何将历史事实融入文学之中。

福克斯形容他们在亚速尔群岛的时光十分平静。“我们一同吃午饭和晚饭。有时谈论文学,但大多数是其他事情。”他们分享了自身的流亡故事。科托在1955年生于莫桑比克,其葡萄牙父母为避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尼奥・德・奥利维拉・萨拉查(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)而逃离家乡。福克斯在1981年生于巴西,其阿根廷父母则为躲避军政府的“肮脏战争”而于1977年逃亡;他先后学习以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书写。其祖父母是犹太罗马尼亚人,于1920年代前往阿根廷,建立“移民家族”。科托认为,“我们均视故事写作为重回昔日的途径。我不认识我的祖父母;家族过去就如幻影”。但其父母却唤起他们所失去的东西。“我们可在故事中建立一个新世界。”

二人亦在工作上交流。福克斯说:“他是个谈吐简洁的导师,但他的意见十分精准。与他交谈后,事情会变得更加明朗。我的语言变得更富诗意和抒情。”科托说:“这是双向的。我会向胡利安发送文字,翌日我们会拿着打印本在咖啡馆见面。我鼓励他开始疯狂创作,他则教懂我如何收放。他写了一页,而我则写了50页,因为语言是我的所爱。我很难控制自己笔下的角色。他可以帮助我控制自己。”

另一方面,科托则尝试解开其门生在写作上的枷锁。福克斯说:“我因寻找准确的字词与完美的发音而停滞不前。米亚一直试图让我的写作变成口语或是短信,不一定要超然非凡。”对科托来说,“所有作家都曾受写作障碍困扰。一旦缠上,便如疾病般蔓延。”

在指导年之初,福克斯以为自己可以控制更多。“但米亚却教我要减少控制,不能过分追求完美。坦白说,这是我的失败之处。但我正重新思考我所做的一切。”放松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在内心叙述者与作家米亚・科托之间取得平衡,将字母引入文本。

科托将写作与环境生物学家的工作结合起来,并把二人比作共生关系。“我们互相受益。我更像是个大哥哥,以过来人的身分跟他说‘别害怕’。”这位举国知名的作家毫无架子,站在马普托要塞外的行人道与鱼贩谈话,其谦逊态度让福克斯赞叹不已。

位于马普托的波拉纳瑟利纳酒店(Polana Serena Hotel),从内战时期的残垣复修过来,重现1920年代的辉煌岁月,福克斯在咖啡厅中细述《占领》的主要场景,也就是位于圣保罗的剑桥酒店(The Cambridge Hotel),他于2016年底曾在此有过一段非凡的写作生活。酒店原于1990年代末关闭,自此荒废,满布垃圾,至2012年因一场社会运动而进行翻新,为200个流离失所的家庭提供住处。

“有一天晚上,我们展开行动,占领更多的建筑物,我于首个晚上与他们同行;在记者、艺术家及医生的伴随下,较少受警察暴力执法的影响。”福克斯指:“这变成了政治运动。我本为观察身分,但却不其然参与了这场斗争。直接捍卫权利的行动比收集写作素材更加重要。”

他是个谈吐简洁的导师,但他的意见十分精准。

无家可归的人大多是安哥拉、刚果、巴拉圭及秘鲁的难民。福克斯花上数月聆听不同故事和录音。“但我需要将之放进心内,转化成别的东西。也许这源于米亚;我从此书开始,改变了搜集小说材料的处理方式。我的写作未有摆脱束缚,但却在研究方面更加放松。米亚甚具影响力,因为我本可写下一切。但我又想,我可重新塑造事物,角色亦无需完全相同。完结后,我所得的材料与预期迥然不同;这不仅记录了他们的经历,更直接体验当中的斗争,彷佛成为他们的一分子。”

科托说:“胡利安试图突破自我,寻觅其他声音,但他深知最重要的是要用故事撼动人心,透过他人细看自己的内心。”科托回想为女性角色注入生命力的挑战,他指:“在我的年代,男士必须证明自己是个‘真男人’,诸如此类。我想着要跟女士说话,了解她们会做什么。然后我意识到,女性的一面其实就藏在我内。眼前的挑战是要摆脱恐惧,接受自己的女性部分,这是我一路走来的历程。”他补充:“我给胡利安的意见是,尽情疯狂,放开胸怀。让女士发言,让她们说故事……让自己被占领。”

福克斯在指导年的初期,一心摆脱自撰小说的方向,但导师却提出质疑,令他措手不及。他只曾在一个短篇故事中,描绘相交15载的伴侣,她是一名记者,二人正期待着首名孩子的来临。福克斯解释:“我想把这个生命中的章节保留下来。但米亚却问:‘为何要把她剔除?’我按他的建议开始写作,视之为一项实验。这也因此成为了故事的主线:作家的妻子怀孕,其身体被另一人‘占领’。”

于指导年的尾声,福克斯的妻子诞下女儿图利潘(Tulipa)。她会否又或如何看到父亲的小说?一切言之尚早。不过,大门已经敞开。冒险亦已展开。

玛雅・雅基身兼国际文化记者、作家及批评家,亦是《金融时报》的撰稿人,屡获殊荣。过去十年,她一直是《卫报评论》的主要人物作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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