米雅・哥圖與胡利安・福克斯殖民心靈

發布日期: 2018年clock閱讀需時: 2m50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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米雅・哥圖(Mia Couto)與門生胡利安・福克斯(Julián Fuks)的密切關係,源於彼此明暸流亡生活的感受,福克斯希望有人助他一臂之力,由家族歷史通向創作世界。

撰文: 瑪雅・雅基(Maya Jaggi) 2018年1月
  • 米雅・哥圖(Mia Couto)
    導師
  • 胡利安・福克斯(Julián Fuks)
    門生

米雅・哥圖與其門生胡利安・福克斯走進莫桑比克一個18世紀葡萄牙要塞遺址,隨處可見棕櫚樹和生鏽大砲,儘管天氣酷熱,但二人依然交談甚歡。市內的高樓大廈俯瞰著這個位於馬普托灣的砂岩要塞及其紅色城垛。哥圖指向一個殖民時代的騎馬將軍雕像,以及描繪1895年莫桑比克皇帝剛古雅納(Ngungunyane)被捕的青銅浮雕,哥圖撰寫的小說三部曲正是以此段歷史為背景。

這位失勢領袖在流放期間離世,哥圖遂向福克斯展示他的雕刻墓碑。事實上,其遺體在約80年後才被運返回國。然而,這位在世人眼中的抗敵英雄,其實本身也是祖魯入侵者。哥圖解釋:「葡萄牙人聲稱取得軍事勝利,實是子虛烏有,因為剛古雅納的帝國早已名存實亡。獨立後的莫桑比克為求找尋國家英雄,刻意隱瞞了他曾是暴君的事實。兩國同時為他編織謊言。而我感興趣的是,歷史是如何從謊言中建立起來,又如何推翻其他故事。」

一年前,莫桑比克作家哥圖在居住地馬普托與福克斯初次見面,他形容福克斯個性「害羞、內向、嚴肅,並非如『典型』巴西人般外向。我們對全球政治與社會憂患與共。胡利安覺得自己受其風格所束縛。他想跨越邊界,開啟大門,展開冒險」。這位年輕的作家希望仿效哥圖的散文詩,並透過更廣義的歷史塑造角色。福克斯的小說在很大程度上取材於家族歷史,他希望「進一步創造故事和人物,稍稍脫離現實」。

莫桑比克於1975年才正式獨立,而巴西則在19世紀初中斷殖民統治。哥圖說:「我們曾為同一國家的殖民,所以我們迫切需要以同一語言──葡萄牙語來抒發我們與他們之間的斷裂。」

共同的語言使這次指導更見突破,二人成為勞力士創藝計劃首個配對的葡語作家組合。然而,他們的寫作語言卻不如英語般佔優。福克斯注意到「這個系統的任性一面:倘若一名巴西作家從未使用英語或法語出版書籍,那麼他的作品也不大可能在阿根廷出版譯本。彷彿必須經過英語和歐洲語言的洗禮,鄰國讀者才會有意閱讀」。但哥圖認為,「抱持一段距離未尚不是件好事,這使我們與別不同的作品免受全球化衝擊」。

二人均非來自歐洲,這使他們在邊緣寫作的感覺倍加強烈,幾乎沒有直接交流的經驗。正如福克斯所觀察,「我們身處前殖民地,將葡萄牙視為故有的中央,也是每通往世界的必經之處」。指導年卻衝破了這些障礙,使他們能夠在葡語世界各處相會,而他們正在創作的小說,便是以亞速爾群島、南美洲聖保羅及非洲南部作背景。

哥圖撰寫超過30本書籍,翻譯成20種語言,作品包括20世紀非洲重要小說之一的《夢遊地》(Terra Sonâmbula,1992年),故事講述莫桑比克於1977至1992年內戰期間的創傷,以及《母獅的自白》(A Confissão da Leoa,2012年)。

他曾贏得卡蒙斯(Camões)及紐斯達(Neustadt)文學獎,並入圍2015年布克國際獎(Man Booker International Prize)。福克斯亦是記者兼評論家,出版五本書籍,其中包括《抵抗》(The Resistance,2015年),他憑此書於2016年贏得雅布提(Jabuti Prize)最佳小說獎,並於2017年摘下薩拉馬戈(Saramago)獎。

指導開始之際,哥圖正完成其三部曲的第二卷The Sands of the Emperor,福克斯則著手撰寫其第四部小說《佔領》(The Occupation)。他們在亞速爾群島度過三個星期,哥圖於當地進行研究,了解於1906年在大西洋島嶼離世的剛古雅納。福克斯說:「我以為自己會聽到米雅與別人交談,但其書中的一切聲音均發自內在,由他創造。很高興看到他如何將歷史事實融入文學之中。」對哥圖來說,事實與虛構之間的界限並不明確:「我不是在尋找事實。莫桑比克的過去不盡相同;一切也是構建而成,不能單憑片面之詞。」

其書中的一切聲音均發自內在,由他創造。很高興看到他如何將歷史事實融入文學之中。

福克斯形容他們在亞速爾群島的時光十分平靜。「我們一同吃午飯和晚飯。有時談論文學,但大多數是其他事情。」他們分享了自身的流亡故事。哥圖在1955年生於莫桑比克,其葡萄牙父母為避法西斯獨裁者安東尼奧・德・奧利維拉・薩拉查(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)而逃離家鄉。福克斯在1981年生於巴西,其阿根廷父母則為躲避軍政府的「骯髒戰爭」而於1977年逃亡;他先後學習以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書寫。其祖父母是猶太羅馬尼亞人,於1920年代前往阿根廷,建立「移民家族」。哥圖認為,「我們均視故事寫作為重回昔日的途徑。我不認識我的祖父母;家族過去就如幻影」。但其父母卻喚起他們所失去的東西。「我們可在故事中建立一個新世界。」

二人亦在工作上交流。福克斯說:「他是個談吐簡潔的導師,但他的意見十分精準。與他交談後,事情會變得更加明朗。我的語言變得更富詩意和抒情。」哥圖說:「這是雙向的。我會向胡利安發送文字,翌日我們會拿著打印本在咖啡室見面。我鼓勵他開始瘋狂創作,他則教懂我如何收放。他寫了一頁,而我則寫了50頁,因為語言是我的所愛。我很難控制自己筆下的角色。他可以幫助我控制自己。」

另一方面,哥圖則嘗試解開其門生在寫作上的枷鎖。福克斯說:「我因尋找準確的字詞與完美的發音而停滯不前。米雅一直試圖讓我的寫作變成口語或是短訊,不一定要超然非凡。」對哥圖來說,「所有作家都曾受寫作障礙困擾。一旦纏上,便如疾病般蔓延。」

在指導年之初,福克斯以為自己可以控制更多。「但米雅卻教我要減少控制,不能過分追求完美。坦白說,這是我的失敗之處。但我正重新思考我所做的一切。」放鬆的其中一個方法就是在內心敘述者與作家米雅・。哥圖之間取得平衡,將字母引入文本。

哥圖將寫作與環境生物學家的工作結合起來,並把二人比作共生關係。「我們互相受益。我更像是個大哥哥,以過來人的身分跟他說『別害怕』。」這位舉國知名的作家毫無架子,站在馬普托要塞外的行人道與魚販談話,其謙遜態度讓福克斯讚嘆不已。

位於馬普托的波拉納瑟利納酒店(Polana Serena Hotel),從內戰時期的殘垣復修過來,重現1920年代的輝煌歲月,福克斯在咖啡廳中細述《佔領》的主要場景,也就是位於聖保羅的劍橋酒店(The Cambridge Hotel),他於2016年底曾在此有過一段非凡的寫作生活。酒店原於1990年代末關閉,自此荒廢,滿佈垃圾,至2012年因一場社會運動而進行翻新,為200個流離失所的家庭提供住處。

「有一天晚上,我們展開行動,佔領更多的建築物,我於首個晚上與他們同行;在記者、藝術家及醫生的伴隨下,較少受警察暴力執法的影響。」福克斯指:「這變成了政治運動。我本為觀察身分,但卻不其然參與了這場鬥爭。直接捍衛權利的行動比收集寫作素材更加重要。」

他是個談吐簡潔的導師,但他的意見十分精準。

無家可歸的人大多是安哥拉、剛果、巴拉圭及秘魯的難民。福克斯花上數月聆聽不同故事和錄音。「但我需要將之放進心內,轉化成別的東西。也許這源於米雅;我從此書開始,改變了蒐集小說材料的處理方式。我的寫作未有擺脫束縛,但卻在研究方面更加放鬆。米雅甚具影響力,因為我本可寫下一切。但我又想,我可重新塑造事物,角色亦無需完全相同。完結後,我所得的材料與預期迥然不同;這不僅記錄了他們的經歷,更直接體驗當中的鬥爭,彷彿成為他們的一分子。」

哥圖說:「胡利安試圖突破自我,尋覓其他聲音,但他深知最重要的是要用故事撼動人心。透過他人細看自己的內心。」哥圖回想為女性角色注入生命力的挑戰,他指:「在我的年代,男士必須證明自己是個『真男人』,諸如此類。我想著要跟女士說話,了解她們會做什麼。然後我意識到,女性的一面其實就藏在我內。眼前的挑戰是要擺脫恐懼,接受自己的女性部分,這是我一路走來的歷程。」他補充:「我給胡利安的意見是,盡情瘋狂,放開胸懷。讓女士發言,讓她們說故事……讓自己被佔領。」

福克斯在指導年的初期,一心擺脫自傳小說的方向,但導師卻提出質疑,令他措手不及。他只曾在一個短篇故事中,描繪相交15載的伴侶,她是一名記者,二人正期待著首名孩子的來臨。福克斯解釋:「我想把這個生命中的章節保留下來。但米雅卻問:『為何要把她剔除?』我按他的建議開始寫作,視之為一項實驗。這也因此成為了故事的主線:作家的妻子懷孕,其身體被另一人『佔領』。」

於指導年的尾聲,福克斯的妻子誕下女兒圖利潘(Tulipa)。她會否又或如何看到父親的小說?一切言之尚早。不過,大門已經敞開。冒險亦已展開。

瑪雅・雅基身兼國際文化記者、作家及評論家,亦是《金融時報》的撰稿人,屢獲殊榮。過去十年,她一直是《衛報評論》的主要人物作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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